我叫周晚星。睁开眼，看到的不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，而是糊着旧报纸的房梁。

一股浓烈的煤油味混着老房子特有的潮湿霉气，直往鼻子里钻。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，

硌得骨头生疼。耳边，是隔壁屋传来的、带着浓浓乡音的争执声：“妈！我不去！我才十六！

那个张屠夫都四十多了，还打死过老婆！我不嫁！”“死丫头！由得你挑？

人家肯出一百块彩礼！你哥娶媳妇就差这钱了！你不嫁，你哥打一辈子光棍，

老周家断了香火，你担得起吗？！”“我不！要嫁你嫁！我死也不去！”“反了你了！

看我不打死你个赔钱货！”紧接着是清脆的耳光声和压抑的、小兽般的呜咽。

这声音……这场景……我猛地坐起身，心脏狂跳，几乎要撞出胸膛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
这不是那双因为常年透析而浮肿青紫的手。这是一双年轻、粗糙、带着薄茧的手，

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泥垢。我冲到墙角那面蒙着灰的水银镜前。

镜子里映出一张年轻却蜡黄的脸，头发枯黄，扎着两根土气的麻花辫，眼睛很大，

却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显得空洞无神，嘴唇干裂起皮。

身上是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。我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。钻心的疼！不是梦。

我真的回来了。回到了1983年，我十八岁，妹妹周晓月十六岁，

我们家最穷、最暗无天日的时候。上辈子，就是今天。我妈李桂香，

为了给我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周大宝凑彩礼钱，逼着才十六岁的妹妹晓月，

嫁给邻村那个死了两任老婆、脾气暴戾的张屠夫。晓月死活不从，

最后被妈用烧火棍打得遍体鳞伤，硬塞进了张家接亲的驴车里。三个月后，

晓月就被张屠夫醉酒后活活打死了。尸体抬回来的时候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

身上没一块好肉。我妈哭天抢地骂张家不是人，转头却收下了张家赔的五十块钱“丧葬费”，

给哥哥相看下一个姑娘去了。而我，懦弱，胆小，眼睁睁看着妹妹被推进火坑，

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后来，为了给家里“减轻负担”，

妈很快也把我嫁给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岁、死了老婆的老光棍，

换回了八十斤玉米面和二十块钱。我像头老黄牛一样在那家干了十几年，生了一儿一女，

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。好不容易熬到男人喝酒掉河里淹死，我以为解脱了，

结果一场大病袭来，查出来是尿毒症。没钱治，也没人管。最后孤零零死在冰冷的出租屋里。

临死前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能重来，我绝不认命！我要赚钱！

我要带着妹妹逃出去！我要当万元户！我要活出个人样！现在，我真的回来了！

老天爷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！隔壁的哭喊和打骂声越来越激烈。“妈！别打了！妈！

我求你了！”晓月的哭声撕心裂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胸腔里像有团火在烧。

上辈子的懦弱和悔恨瞬间被烧成了灰烬。去他妈的认命！我猛地拉开门，冲进隔壁屋。

昏暗的光线下，我妈李桂香正高高扬起烧火棍，狠狠朝蜷缩在地上的晓月抽下去。

晓月抱着头，单薄的肩膀瑟瑟发抖，脸上红肿的巴掌印清晰可见，嘴角破了，渗出血丝。

“住手！”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冰冷和强硬。李桂香吓了一跳，

烧火棍停在半空，三角眼一瞪：“死丫头，吼什么吼！

没看见我在教训这个不听话的赔钱货吗？”晓月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

眼神里全是恐惧和绝望。我几步走过去，挡在晓月身前，直视着李桂香：“晓月才十六，

那个张屠夫是什么人你不知道？打死过老婆！你把她往火坑里推？”“放屁！

”李桂香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，“什么火坑？那是福窝！人家张屠夫有手艺，天天有肉吃！

嫁过去是享福！你懂个屁！”她伸手想把我扒拉开：“滚一边去！今天她不去也得去！

张家接亲的马上就到！”“享福？”我冷笑，寸步不让，“享福你怎么不自己去嫁？

张屠夫死了老婆，正好缺个暖被窝的！你去享这个福，给哥挣的彩礼钱更多！

”“你……你个贱蹄子！反了天了！敢这么跟你妈说话！”李桂香气得浑身发抖，

烧火棍直接朝我头上招呼过来，“我打死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！”我早有准备，侧身躲开，

一把抓住她挥棍的手腕。常年干农活的力气不小，我死死攥着，指甲几乎嵌进她肉里。“妈，

打死了我，谁给你挣工分？谁给你干活？打死晓月，张家那一百块彩礼可就飞了。

”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声音平静得吓人，“你想清楚。”李桂香被我眼里的狠劲震住了，

一时竟忘了挣扎。她大概从没见过我这个一向逆来顺受的大女儿，露出这样的眼神。

“你……你想咋样？”她色厉内荏地问。“放晓月起来。”我松开手，把她往后推了一步。

李桂香踉跄一下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地上哭得喘不上气的晓月，眼神闪烁。

一百块彩礼的诱惑太大，她显然不甘心。“不放也行。”我淡淡地说，“那一百块彩礼，

我给你。”“啥？”李桂香和晓月同时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“我说，给我一年时间。

一年内，我给你一百块。”我挺直脊背，一字一句，“一年后，我要是拿不出一百块，

随你怎么处置晓月。但这一年，你不准再逼她嫁人，也不准打她。”“你？

”李桂香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三角眼里满是鄙夷，“就凭你？一个丫头片子？

去偷还是去抢？你知道一百块是多少钱吗？你爸在矿上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二十几块！

”“我怎么挣，不用你管。”我面无表情，“你就说，行，还是不行。”“不行！

”李桂香一口回绝，“空口白牙就想糊弄我？张家今天就来接人！现成的一百块不要，

等你一年？你当我傻？”“那你就试试。”我往前逼近一步，眼神冷得像冰，

“今天你敢把晓月送走，我就敢去公社告你买卖人口！张屠夫打死前头老婆的事，

公社领导可都知道！到时候，你看张家那一百块你拿不拿得到，

你看我哥这媳妇还娶不娶得成！”“你敢！”李桂香尖叫起来，脸色发白。八十年代初，

买卖婚姻、逼死女儿，真要闹大了，绝对够她喝一壶的。她本质上就是个窝里横的农村妇女，

最怕官。“你看我敢不敢。”我寸步不让，眼神死死锁着她，“两条路，要么等一年，

我保准给你一百块。要么，今天鱼死网破，大家谁也别想好过！你选！”屋里死一般寂静。

只有晓月压抑的抽泣声。李桂香胸口剧烈起伏，三角眼在我脸上剐了又剐，

似乎在衡量我的话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，更在掂量后果。最终，对“官”的恐惧，

以及对一百块“延迟满足”的贪婪，暂时压倒了她的冲动。她狠狠剜了我一眼，

把烧火棍往地上一摔。“好！周晚星！我记住你今天的话了！一年！就给你一年！明年今天，

你要是拿不出一百块，你们两个赔钱货，一个卖给张屠夫，一个卖给李瘸子！

少一分钱都不行！”说完，她气冲冲地摔门出去，大概是去村口拦张家接亲的人了。

我紧绷的神经猛地一松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。刚才那股狠劲，几乎抽干了我全身的力气。

“姐……”晓月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放声大哭，“姐！

呜呜呜……吓死我了……我以为……我以为……”我蹲下身，

紧紧抱住她瘦小的、还在发抖的身体。“不怕了，晓月，不怕了。”我拍着她的背，

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有姐在，谁也卖不了你。

”“可是……姐……一百块啊……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钱……”晓月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，

眼里全是惊恐和茫然，“妈她说到做到的……”“放心。”我擦掉她脸上的泪，

眼神无比坚定，“姐有办法。姐一定赚到钱。不仅要赚一百块，姐还要当万元户！

带你去过好日子！”“万元户？”晓月呆呆地看着我，这个词对她来说，

遥远得像天上的星星。“对，万元户。”我重重点头，像是在对她说，

也像是在对自己发下誓言。“从今天起，我们姐妹俩的命，我们自己挣！”第一步，

是活下去，并且摆脱李桂香的钳制。家里是待不下去了。李桂香虽然暂时妥协，

但看我和晓月的眼神，就像看两堆待价而沽的货物，随时准备把我们换钱。

家里的活一点没少干，饭却吃得比猪食还差。想赚钱，必须离开这个泥潭。分家是不可能的，

八十年代初的农村，父母在，分家会被戳脊梁骨，

而且李桂香也绝不会放我们这两个“劳动力”走。唯一的出路，是“进城”。

我们村离县城不算太远，二十几里路。机会在县城。我爸周建国在县郊的小煤窑下井，

一个月能回来一两次，带点微薄的工资和粮票，在家里毫无话语权，指望不上。

我跟李桂香说，要去县城找我爸，看看能不能在矿上找个临时工的活，好多挣点钱。

李桂香将信将疑，三角眼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：“就你？矿上能要你个丫头片子？

”“我爸在矿上干了十几年，总能搭上点关系。临时工也行，洗洗衣服做做饭，

总比在家干耗着强。能挣一点是一点，总好过在家白吃白喝等一年后你卖了我们。

”我把话说得很难听。最后那句“白吃白喝”戳中了李桂香。她盘算着，

我在家干活是应该的，要是出去能挣钱，那更是白捡的便宜。万一真能在矿上落下脚，

说不定还能帮衬她儿子。“行，你去。”她终于松口，“不过丑话说前头，挣了钱，

一分不少都得拿回来！别想着藏私房钱！要是敢跑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“知道了。

”我低眉顺眼地应着，心里冷笑。走之前，我偷偷把晓月拉到屋后。“晓月，姐走了，

你在家机灵点。妈让你干活就干，别顶嘴，但也别傻干，该躲懒就躲懒。饭桌上手快点，

多给自己扒拉点。要是妈再提嫁人的事，你就往死里哭，说姐答应了一年给一百块，

她要敢反悔，你就去公社喊冤！”我仔细叮嘱。晓月用力点头，眼圈又红了：“姐，你放心，

我记住了。你……你在外面要小心。”“嗯。”我摸摸她的头，“等姐在城里站稳脚跟，

就想办法接你出去。”我没什么行李，就一个小布包，里面装着两件破旧换洗衣服，

还有李桂香“开恩”给的五个杂粮饼子当干粮。天蒙蒙亮，我就出发了。

沿着坑洼不平的土路，走了快四个小时，才看到县城的轮廓。灰扑扑的矮房子，狭窄的街道，

空气中飘着煤灰和一种说不清的、属于八十年代小城的混合气味。人渐渐多起来，

穿着灰蓝黑的衣服，行色匆匆。偶尔有自行车按着铃铛“叮铃铃”地驶过，

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。我顾不上看新鲜，目标明确——县城中心的人民商场附近。

那里人流量最大。上辈子在城里给人当保姆时，听雇主闲聊说过，八十年代初，

第一批个体户，好多就是在人民商场、电影院这些地方摆地摊发家的。

卖点针头线脑、头绳发卡、瓜子花生，甚至是从南方倒腾来的电子表、尼龙袜，都能赚不少。

本钱小，周转快。这，就是我的机会！我找了个墙角蹲下，仔细观察。果然，

商场门口的空地上，已经有一些胆大的摆开了摊子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，

面前铺着一块塑料布，上面摆着花花绿绿的尼龙袜、纱巾、松紧带。

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男人，守着一个小木箱，里面是各种电池、灯泡、小刀。还有个老太太，

提着一个竹篮子，里面是煮熟的茶叶蛋和烤红薯，香气飘出老远。生意都还不错，

尤其是袜子纱巾和茶叶蛋，围的人最多。我摸了摸贴身缝在内衣口袋里的小布包。

里面是我全部的“启动资金”——三块六毛七分钱。其中三块，

是我上辈子藏在出嫁时唯一陪嫁的木箱子夹层里，到死都没舍得花的“救命钱”。

没想到重生回来，它还在老地方。另外六毛七分，是我平时偷偷攒的鸡蛋钱。三块六毛七，

能做什么？买袜子？最便宜的尼龙袜，那个大姐卖五毛钱一双。我这点钱，进不了几双，

利润太薄。卖茶叶蛋？一个生鸡蛋现在要一毛多，加上煤火、茶叶、酱油香料，成本不低。

而且老太太那位置好，香味足，我竞争不过。我蹲在墙角，脑子飞速运转，

目光扫过每一个行人，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和带孩子的妇女。她们的目光，

大多流连在那些鲜艳的纱巾、袜子上，还有孩子眼巴巴瞅着的茶叶蛋和烤红薯。突然，

我的目光定格在一个年轻姑娘的头发上。她扎着两条麻花辫，辫梢绑着两根……红色的毛线？

不是鲜艳的红，是那种有点旧、有点褪色的暗红毛线，缠了几圈，打了个结。很土气，

但在一片灰蓝黑中，那一点点红色，竟然出奇地显眼，甚至……有点别致？

再看其他几个扎辫子的姑娘，有的用橡皮筋，有的用黑头绳，还有的，

干脆就用一小段破布条绑着。一个念头，像闪电一样劈进我的脑海！头花！对，就是头花！

上辈子九十年代，满大街都是各种漂亮的发圈、发夹、头花，便宜又好看，

是每个女孩的必需品。但现在才八十年代初，物资匮乏，尤其是这些小装饰品，

供销社里要么没有，要么就是又土又贵的塑料花。

如果用碎布头……用彩色的毛线……自己加工一下……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！

利润空间巨大！而且，**简单，不需要什么技术！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就是它了！

说干就干。我立刻起身，在县城里转悠起来。先去了县里唯一的国营纺织厂。

厂子外面有个很大的垃圾堆，堆着各种废弃的布头、线轴、下脚料。我忍着刺鼻的气味，

在里面翻找了快两个小时。运气不错！捡到不少巴掌大小的彩色碎布，

有红的、粉的、蓝的、格子的，虽然大多很旧，有的还沾着油污，但洗洗应该能用。

还捡到几个废弃的线轴，上面缠着一些颜色还算鲜亮的零散毛线，红、黄、绿都有。

又去废品收购站，花了一毛钱，淘了一大包五颜六色、大小不一的废弃纽扣，

还有几个生了锈但勉强能用的铁发夹。最后，在土产日杂店，咬牙花了两毛钱，

买了一小卷最细的橡皮筋（这是最大的成本了），又花五分钱买了针和一小轴线。

我的“工厂”就在县城边一个废弃的破庙里。白天在里面做，晚上也凑合睡在里面。

幸好是夏天，还能熬。我把捡来的碎布仔细洗干净，晾在破庙的石阶上。然后开始“研发”。

最简单的，就是小布花。选一块颜色鲜亮点的碎布，剪成几个大小不一的花瓣形状，

叠在一起，中间用针线缝紧固定，再钉上一颗颜色跳的纽扣当花蕊。背后缝上一小段橡皮筋，

一个最简单的头花就成了。复杂点的，就用彩色毛线。把毛线缠绕在手指上，

绕成一个小球球，用线从中间扎紧固定，修剪整齐，做成毛茸茸的小球发圈。

或者用钩针（捡来的旧钩针）钩出简单的花样，缝在发夹上。没有染料，

我就利用布头本身的颜色搭配。红的配黄的，蓝的配白的，格子的配纯色……虽然材料简陋，

做工粗糙，但在我刻意的搭配和摆弄下，竟然也有了几分鲜亮和活泼。五天时间，

几乎不眠不休，手指被针扎了无数次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
我的第一批“产品”终于诞生了：二十几个小布花头绳，十几个毛线球发圈，

还有七八个点缀了布花或毛线球的简易发夹。看着摊在破草席上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，

我的心砰砰直跳。成败在此一举！第二天是礼拜天，人民商场门口人山人海。

我选了个离那个卖袜子纱巾的大姐不远不近的位置，铺开一张捡来的、洗得发白的旧包袱皮。

小心翼翼地把我的“头花”摆上去。心里紧张得要命。

旁边卖袜子的大姐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，撇撇嘴：“哟，小姑娘，你这弄的啥？

破布头子也能卖钱？”我没理她，深吸一口气，学着旁边人的样子，开始吆喝。

声音有点发颤，但尽量放大：“卖头花喽！好看又便宜的头花！扎辫子戴头上，

又精神又漂亮！姑娘戴上更水灵！小姑娘戴上像朵花！五分钱一个！一毛钱挑俩！

”我的吆喝词简单直白，带着点押韵的土气，瞬间吸引了不少目光。

尤其是那些年轻姑娘和小女孩。“咦？那是什么？

”一个穿着碎花衬衫、扎着两条乌黑辫子的姑娘拉着同伴走了过来。“哎呀，是头花！

做的还挺别致！”她蹲下来，拿起一个红色小格子布配黄色纽扣的头绳，“这个怎么卖？

”“五分钱一个。一毛钱可以挑两个不一样的。”我赶紧说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“五分钱？

”姑娘有些犹豫。五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了。“姐，你看这个毛球球，多可爱！才五分钱！

”她同伴拿起一个红色的毛线球发圈，爱不释手地捏着，“比供销社那塑料花好看多了，

还便宜！”“也是哦……”碎花衬衫姑娘看看手里的布花，又看看同伴拿的毛球，一咬牙，

“行！给我拿这个布花的，再要一个那个黄色的毛球球！”“好嘞！”我强压住激动，

麻利地给她拿东西。第一笔生意！一毛钱！到手！“给我也看看！”旁边又凑过来两个姑娘。

“我要那个蓝色小花的！”“这个发夹，上面缠毛线这个，多少钱？”“也是五分！

”“给我拿一个！”开张之后，生意出乎意料地好！我的小摊前很快围满了人。鲜艳的颜色，

别致（在她们看来）的样式，超低的价格，

精准地击中了这个年代年轻女性和小女孩对“美”的那一点点朴素追求和承受能力。五分钱，

一毛钱，对她们来说，是咬咬牙能挤出来的“奢侈”。带来的几十个头花发圈，

不到两个小时，竟然卖光了！最后两个毛线球发圈，被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妇女买走，

还意犹未尽地问：“小姑娘，明天还来不？给我闺女再留两个。”“来！明天还来！

还有新样子！”我响亮地回答。人群散去。我攥着手里一把毛票和钢镚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蹲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数。一分，两分，五分……一毛，

两毛……去掉买橡皮筋和针线的两毛五分钱成本，净赚：一块七毛五分钱！一天！

一块七毛五！这相当于我爸在矿上累死累活干三四天的工资了！

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。成功了！我的路，走对了！

我紧紧攥着那沓带着汗湿的零钱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万元户的第一步，我迈出去了！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像上了发条。白天，在破庙里疯狂地做头花。

捡来的碎布和毛线很快用光了。我拿着赚来的钱，又去了纺织厂垃圾堆，这次不是捡，

而是找到了一个看起来面善的看门大爷，花了两毛钱，

从他手里直接买了一麻袋厂里刚清出来的、相对干净整齐的彩色布头和线轴。

又去废品站补充了纽扣和旧发夹。“研发”也没停。用更细的毛线钩出镂空的小花，

缝在发夹上。用不同颜色的碎布拼成小蝴蝶结。甚至尝试用细铁丝缠上彩色毛线，

拗成花朵或星星的形状，固定在发夹上，更立体。我的“产品线”越来越丰富。晚上，

就去人民商场门口摆摊。我的“晚星头花”渐渐有了点小名气。价格依旧便宜，五分到一毛。

但架不住走量快。每天都能卖出去几十个，利润稳定在一块五到两块之间。一个月下来，

刨除材料成本和每天啃干粮的开销，我竟然攒下了三十多块钱！三十多块！厚厚的一沓！

这在当时，绝对是一笔“巨款”！我把钱分成几份，小心地缝在衣服内衬里、破庙的墙缝里。

心里踏实多了。照这个速度，一年内给李桂香一百块，绰绰有余。但这还不够。

万元户的目标，还远得很。而且，摆地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风险也大。果然，

麻烦很快就来了。这天傍晚，我刚摆开摊子没多久，生意正好。突然，

三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晃了过来，为首的剃着个板寸，穿着件花衬衫，敞着怀，嘴里叼着根烟。

他抬脚就踢翻了我摊子边装着零钱的小铁盒。钢镚和毛票撒了一地。“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？

交保护费了吗？”板寸头斜着眼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语气嚣张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地头蛇来了。“大哥，我……我刚来没多久，不懂规矩……”我赶紧站起来，陪着小心，

弯腰去捡地上的钱。“不懂规矩？”板寸头一脚踩住我捡钱的手，碾了碾，

“不懂规矩就滚蛋！这片儿是彪哥我罩着的！想在这儿摆摊，一个月五块钱！少一分都不行！

”手背传来钻心的疼。我强忍着没叫出声，脑子飞速转动。一个月五块？简直是抢钱！

我辛苦一个月才赚三十几块！而且看他们这架势，今天给了，明天就能涨到十块！

就是个无底洞！硬顶？我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，人生地不熟，打不过也跑不掉。认怂交钱？

绝不可能！周围摆摊的人都噤若寒蝉，同情地看着我，但没人敢出声。那个卖袜子的大姐，

更是把头扭到一边，假装没看见。怎么办？电光火石间，

我看到了不远处商场门口走出来的一个人。穿着深蓝色的确良衬衫，戴着眼镜，

腋下夹着个公文包，一副干部模样。是上次来买头花时，

跟在他身边的小女孩指着我摊子说“爸爸那个姐姐的头花好看”的那个男人！

当时他好像还问了我几句，听口音像是外地人。赌一把！

就在板寸头（彪哥）不耐烦地又用力碾我手的时候，我猛地抬起头，

冲着商场门口大喊：“张主任！张主任！您可来了！这几个同志说要收管理费，

是您让收的吗？”我的声音又脆又亮，带着点惊喜和委屈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那个戴眼镜的男人闻声看了过来，愣了一下。

彪哥和他的两个跟班也下意识地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那个干部模样的男人，

气势明显一滞。我趁机把手抽回来，也顾不得疼，几步跑到那个“张主任”面前，语速飞快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