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爷爷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死了。”我弯腰去捡手中滑落的烟斗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64岁，

一场大火烧了住的房子。那夜，火舌吞噬了书房的每一寸空间。我虽双目失明，

却能感受到那炽热的温度，能听见纸张燃烧的噼啪声，那是毕生心血在化为灰烬。

仆人冲进火海，将我背出，我伏在他背上，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远处人群的嘈杂。“爷爷，

你的书都没了……”小孙女带着哭腔，小手抹着眼泪。我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：“书没了，

可知识还在我心里。”“那……那以后还能写出来吗？”她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期待。“能。

”我坚定地点点头，尽管眼前一片漆黑，心中却似有明灯照亮，“只要我还活着，

就能继续写。”从那以后，我更加依赖口述，让家人和朋友记录下我的每一个想法。

失明后的世界，虽无色彩，却因思考而更加丰富。我常常坐在窗边，任由思绪飘飞，

将内心的奥秘，化作一句句精炼的话语，流传于世。“爷爷，你又在想什么呢？

”小孙女轻轻摇晃我的手臂。我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：“在想那些未解的谜题，

想那些等待被发现的真理。”“那你找到了吗？”她好奇地问。“还没有。”我摇摇头，

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，却也充满了希望，“但我会一直找下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”岁月如梭，我虽身陷黑暗，心却向光明。159岁，沙皇的使者带着厚礼与恳切的邀请，

再度来到我在德国的居所。“先生，陛下诚心相邀，盼您重返圣彼得堡。”使者恭敬地说道。

我微微皱眉，心中思索：“我如今已年迈且失明，为何沙皇仍如此执着？

”“陛下深知先生才华横溢，即便目不能视，您的智慧与学识仍能照亮俄国的天空。

如今俄国发展滞后，急需先生这样的巨擘引领。”我沉默片刻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时，

我的老友匆匆赶来，他气愤地对使者说：“他是瑞士人，为何要为你们俄国效力？

他应回到自己的祖国，为祖国的荣耀而奋斗！”使者不慌不忙地回应：“科学无国界，

先生的才华若能在俄国绽放，不仅造福俄国，也是全人类的福祉。沙皇陛下承诺，

将为先生提供最优越的研究环境，让先生能毫无顾虑地探索真理。”老友转向我，

激动地说：“你想想，瑞士才是你的根，你若去了俄国，那些瑞士人会怎么看你？

他们会觉得你忘了自己的国家，是个不忠之人！”我深吸一口气，

缓缓开口：“我虽是瑞士人，但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俄国如今对科学如此重视，

愿意为科学发展投入大量资源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，我坚信，无论在何处，

我都能为科学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老友无奈地摇头：“你这是糊涂啊，

你为别的国家建立荣耀，自己的国家却得不到丝毫好处，这值得吗？”我坚定地说：“值得。

科学的进步不应被国界所束缚，我所追求的，是真理的光芒能照亮更多人的心灵。

”使者见我态度坚决，面露喜色：“先生深明大义，沙皇陛下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

”就这样，我再次踏上了前往圣彼得堡的旅程。沙皇亲自接见我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

那场火灾之后，她派私人厨师料理我的膳食，并加倍补偿我的损失。在圣彼得堡的日子里，

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。

我有一帮徒子徒孙……他们将俄国从十八线的科学水平直接拉到世界顶级的位置。然而，

瑞士国内仍有一些人对我指指点点。有一次，一位瑞士学者来到圣彼得堡，他见到我后，

冷冷地说：“你为了俄国的荣耀，抛弃了自己的祖国，你就不觉得羞愧吗？

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我从未抛弃自己的祖国，我只是选择了一条更广阔的科学之路，

这与爱国并不矛盾。况且，当初我向母校申请教授职位，他们给拒了。我不是不想留瑞士，

是没有机会让我留在那里。”那位学者不屑地说：“哼，你这是强词夺理。

你为俄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，却让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

这不是不爱国是什么？”我轻轻摇头：“科学的种子，无论播撒在何处，都能生根发芽。

”那位学者无言以对，只好愤然离去。沙皇得知此事后，

安慰我说：“先生不必在意那些狭隘之人的看法，您的贡献，历史会铭记，人民会铭记。

用东方大国一句古诗来形容他们——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时光荏苒，

那些曾经的质疑与指责，也渐渐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。我深知，科学的真理，

终将战胜一切狭隘与偏见。2上一次从圣彼得堡离开，我34岁。俄国政局频繁变动，

氛围压抑。这种环境与我追求学术自由的需求形成冲突，我不得不离开。

腓特烈大帝发出邀请，我前往德国，一待就是25年。初至柏林，

腓特烈大帝的宫廷一片欢腾。他在宫殿设宴，亲自迎接我，席间他举杯高声道：“先生，

您的到来，是柏林之幸，更是普鲁士科学之幸！愿我们携手，让柏林成为欧洲科学的中心！

”我微笑举杯回应：“陛下之志，亦是我心之所向。科学无国界，我定当竭尽所能，

不负陛下厚望。”那时的我，心中满是憧憬，以为终于找到了学术的乐土。

腓特烈对我极为尊重，常与我探讨国家大事，甚至让我参与钱币铸造、运河开掘等决策。

我沉醉于这种被重视的感觉，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伯乐。坊间流行一句话，

在欧洲如果你数学物理水平高，国王就会跟你称兄道弟。我想，大抵如此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

宫廷的繁华背后，隐藏着深深的暗流。一日，腓特烈在宫廷宴会上，

与伏尔泰等哲学家高谈阔论，话题转至哲学。腓特烈转向我，戏谑道：“先生，

您这位大数学家，也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神灵吗？”我心中一紧，却仍坚定回答：“陛下，

我有内心的支柱，它给予我力量与慰藉。科学探索未知，而信仰则是我探索路上的明灯。

”伏尔泰在一旁冷笑：“明灯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罢了。”腓特烈大笑，

似乎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不被理解。此后，

腓特烈对我的态度逐渐微妙变化。他开始质疑我的一些纯理论研究，认为它们过于抽象，

不切实际。一次，他拿着我的一篇关于水力学的论文，皱眉道：“先生，您的这些理论，

能解决我们国家的实际问题吗？比如，如何让我们的运河更加畅通无阻？

”我解释道：“陛下，理论研究是实践的基础。只有深入理解自然规律，

我们才能更好地应用它们。”腓特烈却不耐烦地打断：“够了！

我需要的是即刻见效的解决方案，不是这些空洞的理论！”那一刻，

我心中充满了苦涩与无奈。我意识到，我们之间的理念差异，已如鸿沟般难以逾越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腓特烈对我的不满日益加深。他开始在宫廷中散布关于我的负面言论，

甚至暗示我年事已高，已无力为普鲁士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。一日，他召我入宫，

语气冷淡地说：“先生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觉得您或许更适合在瑞士享受您的晚年时光。

普鲁士需要的是年轻、有活力的科学家。”我闻言，心中如遭雷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

尽量保持平静：“陛下，我虽年迈，但我的思想依然活跃。科学探索，不分年龄。

我愿继续为普鲁士的科学事业贡献我的力量。”腓特烈却不为所动：“不必了。我已经决定，

请达朗贝尔先生来接替您的位置。”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这是给我的逐客令。

我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与愤怒，却也明白，此处已非我久留之地。我回到家中，

将此事告知了家人与朋友。他们纷纷为我鸣不平，我却只是淡淡一笑：“科学之路，

本就充满坎坷。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”不久后，我收到了沙皇的邀请。

她深知我的才华与遭遇，诚挚地邀请我重返圣彼得堡。我犹豫片刻，便欣然应允。

离开柏林的那天，天空飘着细雨。我站在船头，望着渐渐远去的柏林城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小孙女拉着我的手，问：“爷爷，我们还会回来吗？”我轻轻摇头：“不会了。

但爷爷会带着你在新的地方，继续探索科学的奥秘。”船缓缓驶离码头，我转身望向远方。

3回到我20岁，初入寒宫。我攥着丹尼尔·伯努利的推荐信，

踩着圣彼得堡初融的雪水走进科学院。门廊里，铜制浑天仪滴答作响，

老学者们裹着貂皮大氅，用俄语低声议论：“瑞士来的算盘匠，能算出彗星轨道吗？

""先生？"沙皇的侍从官用镶银手杖挑起我的行李箱，“陛下赐您地下室东侧的住所。

”他嘴角一撇，“靠近锅炉房，冬暖夏凉。"地下室弥漫着煤灰与霉味。

我摸着墙壁上前任住客刻的公式，突然被绊倒，半截炭笔滚到脚边。当夜，

我用它在墙上演算月相，听见楼上传来砸碎瓷器的声响。七年后，

哈雷彗星那拖着长尾的身影，似是宇宙抛下的神秘战书，即将回归人间。

欧洲各国科学界如临大敌，又似群雄逐鹿，纷纷争相计算其轨道，

都妄图在这场宇宙的棋局中落子称雄。彼得堡科学院更是抛出重磅筹码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