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说我脑子里的瘤子压迫了神经，如果不手术，随时会瞎。手术费要五十万。

我给家里打了十几个电话，终于接通了。“爸，我病了，需要钱……”“没钱！

你哥刚谈了对象，全家的钱都给他买车了。你自己想办法，别烦老子！”电话挂断的盲音，

像极了我脑子里的耳鸣。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中了七百万的彩票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荒诞。

去领奖的时候，扣完两成的税，卡里实打实到了五百六十万。既然你们把钱给了哥哥买车，

那我的钱，就用来买我自己下半辈子的快乐吧。我撕掉了病历本，买了一张去**的单程票。

在彻底失明之前，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至于那个家……1.手机屏幕暗下去的那一秒，

我听见走廊尽头有家属在哭。那声音很尖锐，像是要钻进我本来就疼得厉害的太阳穴里。

**在医院冰冷的白墙上，慢慢蹲了下来。口袋里的彩票被捏皱了。就在十分钟前，

我还天真地以为这五百万能成为修复我和家里关系的纽带。我想着，

如果家里肯出这五十万救命钱，剩下的四百五十万，我就留给父母养老。

我甚至想好了怎么跟父亲说，我不怪他以前的偏心，只要他这次肯救我。哪怕是卖房，

哪怕是去借。只要他有一句“儿子别怕，爸给你想办法”。可是没有。

只有那句不耐烦的“别烦老子”。我的视线开始出现重影，地砖上的纹路像蛇一样扭动。

医生从办公室走出来，看见我蹲在地上，停下了脚步。他问我，家里人什么时候来。

我抬起头，努力聚焦看着他白大褂上的扣子。我说，他们不来了。医生皱了皱眉，

说这个手术必须尽快做，不然压迫视神经，失明是不可逆的。我笑了笑，扶着墙站起来。

我说，不做了。医生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，或者一个死人。

我把那张写着“脑胶质瘤”的诊断书揉成一团，扔进了旁边的医疗垃圾桶。

垃圾桶盖子合上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我这一生在那个家里的分量。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

阳光刺得我眼泪直流。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彩票中心。兑奖的过程很繁琐，

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捐款，要不要拍照。我都拒绝了。我只要钱。

那张银行卡拿到手里的时候，轻飘飘的。但我知道，它比我那二十六年的命都重。

回到那个所谓的“家”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哥哥陈志杰正在楼下擦他那辆崭新的黑色轿车。

那是用家里的积蓄买的，也就是父亲口中“全家的钱”。他看见我回来，连头都没抬，

只是在那儿哼着歌。我也没说话，径直上了楼。屋里很乱，母亲正在厨房忙活，

油烟机轰隆隆地响。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腿翘在茶几上，那是我的茶杯旁边。

“回来这么晚，干什么去了？”父亲瞥了我一眼。他的语气不是关心，是质问。

仿佛我这个多余的人，连呼吸都是在浪费家里的空气。我没回答，

走进那个由阳台改造成的、属于我的狭小房间。我开始收拾东西。几件换洗衣服，身份证，

那张存着巨款的银行卡。其他的，我什么都没带。这一屋子的陈旧气息，我一点都不想带走。

我背着包走出来的时候，饭菜刚端上桌。只有三副碗筷。并没有我的。

母亲擦着手从厨房出来，看见我背着包，愣了一下。“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？”她问，

声音很小，习惯性地看父亲的脸色。父亲冷哼一声，“让他走，这么大的人了，

整天要死要活的，看着就烦。”陈志杰推门进来，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妈，今晚吃红烧肉啊？太好了。”他坐下来，理所当然地拿起了筷子。没有人挽留我。

甚至没有人多看我一眼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幕。这就是我的家。

我用二十六年小心翼翼的讨好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见陈志杰在里面说：“这**又发什么神经。”我没有回头。

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，一片漆黑。但我却觉得，眼前的路，前所未有的亮。

2.我坐上了去往**的火车。买的是软卧，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躺在宽敞的铺位上，

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。这是我第一次坐软卧，以前为了省钱给家里，

我连硬座都要挑夜里的买。手机一直在震动。是公司主管发来的微信，问我为什么没去上班。

我回了两个字：辞职。然后拉黑了他。接着是房东催下季度房租的信息。

我直接转了一年的房租过去，告诉他我不住了，东西随便扔。做完这一切，

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头又开始疼了。那种像是有人拿着钻头在脑子里钻的痛感，

让我忍不住蜷缩起来。我从包里翻出止痛药，干嚼了两颗。苦涩的味道在嘴里蔓延，

稍微压住了一点那股恶心感。视力模糊得更厉害了。看窗外的树，都变成了绿色的色块。

我知道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但我一点都不害怕。比起在那个家里做一个透明人，

做一个随时会被牺牲掉的废品，我更愿意死在路上。火车况且况且地响着，像是某种倒计时。

到了西宁换乘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对老夫妻。他们互相搀扶着，那是去高原的车，

老太太有些高反。老爷子一直在给她揉太阳穴，嘴里轻声说着什么。我看着他们，

突然觉得眼睛酸涩。这才是家人吧。而不是像我的父亲，在我说头疼的时候，只会骂我矫情。

到了**，我没有住那种便宜的青旅。我订了瑞吉酒店最好的套房，

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夜景。一晚上五千多。刷卡的时候，前台的小姑娘看了我好几眼。

大概是我这身打扮，怎么看都不像住得起这种房的人。进了房间，

我把自己扔进柔软的大床里。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我看见远处那座红白相间的宫殿。

在夜色里，它庄严得让人想哭。我给那个家打了一个电话。不是为了报平安，是为了告别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是母亲接的。背景里有电视的声音，还有陈志杰大笑的声音。“喂？

陈默啊，你死哪去了？你爸让你赶紧把这个月的工资转回来，你哥车险要交了。

”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唯唯诺诺，传递着父亲的命令。我握着手机，看着窗外的布达拉宫。

“妈。”我喊了一声。那边顿了一下，“怎么了？钱转了吗？”“我不会再转钱了。

”我很平静地说。“什么？”母亲的声音拔高了一点，“你说什么胡话？

你哥……”“以后都不会了。”我打断了她。“妈，我走了。”“你去哪？

你这孩子……”“别找我，也别给我打电话。”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然后，

我把那张用了五年的电话卡取出来，掰断，扔进了马桶。随着水流的旋转，

那张小小的卡片消失了。连同我那个令人窒息的前半生。3.我有钱。很多钱。

可是走在**的街头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花。我走进一家户外用品店，

买了一整套最顶级的装备。冲锋衣、登山鞋、墨镜。我也许爬不上雪山，

但我得穿得像个要去征服世界的人。从店里出来，我看见一辆破旧的丰田越野车停在路边。

车旁蹲着个中年男人，胡子拉碴，手里夹着根烟。他脚边立着块牌子：老司机带路，

无人区、阿里、珠峰。我走过去，踢了踢那块牌子。“包车怎么算？”我问。男人抬起头，

眯着眼看了看我，“去哪？”“随便。”我说，“哪风景好去哪，哪没人去哪。”男人笑了，

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，“小兄弟，这是玩命啊。”“我有钱。”我从包里拿出一沓现金，

那是刚从取款机里取的，两万块。“够吗？”男人的眼神亮了一下，但他没伸手接钱。
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**上的土，“我叫老张。车是破了点，但命硬。”“我叫陈默。

”我和老张就这样达成了协议。没有什么合同，也没有什么保证。两个流浪的灵魂，

在离天最近的地方碰到了一起。老张是个有故事的人。这一点，从他开车的样子就能看出来。

他开车很稳，但不慢。他在经过玛尼堆的时候，会从车窗扔出去一张纸币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

我问他在干什么。他说，买路钱，给那些回不去的人。第一站，我们去了羊卓雍措。

那蓝得像宝石一样的湖水，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。我的视力已经有些退化了，

看远处的东西像是隔着一层雾。但我还是努力地睁大眼睛，想要把这蓝色刻进脑子里。

“美吗？”老张站在我旁边，递给我一根烟。我接过烟，没点，“美。”“可惜啊。

”老张叹了口气，“再美的风景，看久了也就那样。”“我不久了。”我轻声说。

老张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他大概看出了什么。毕竟，

一个脸色苍白、时不时就要吃止痛药的年轻人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单纯的游客。

但他什么都没问。这是成年人之间最大的默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浪卡子县。

我请老张吃了顿最贵的牦牛肉火锅。热气腾腾的锅底，把我的脸熏得有些发烫。

我突然想起了家里的红烧肉。那是陈志杰最爱吃的菜。每次只要他回来，桌上必有红烧肉。

而我爱吃什么，从来没人记得。我也从来不说。因为说了也没用。“想家了？

”老张给我倒了一杯青稞酒。我端起酒杯，一口干了。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去，

像是吞了一把刀子。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没有家。”老张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他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，“巧了，我也没家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和这个落魄的中年男人，

成了父子。4.在日喀则的一家客栈里，我遇到了苏野。她正在跟客栈老板吵架。

因为老板想把她原本订好的单人间给别人，让她去住多人间。那个“别人”，

是个开着豪车的暴发户。苏野背着个巨大的吉他包，穿着一身黑色的骑行服，头发剪得很短，

像个假小子。她据理力争的样子，像极了一只炸毛的猫。但那个老板显然不想得罪有钱人，

一直在赶她。我站在楼梯口看了很久。那个暴发户一脸不耐烦，手里甩着车钥匙。那副嘴脸，

像极了我的哥哥陈志杰。我不喜欢。我走过去，把一张卡拍在前台上。“这家客栈，我包了。

”老板愣住了，暴发户也愣住了。苏野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“我不喜欢吵。

”我淡淡地说，“让他们都滚。”那个暴发户想发作，但我让老张从车里拿了一摞钱进来。

在绝对的金钱面前，所谓的尊严有时候真的很廉价。客栈清空了。只剩下我，老张，

还有苏野。苏野没有对我千恩万谢。她只是看了我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有病吧？”我笑了。

我说：“是啊，我有病。绝症。”苏野不说话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在院子里弹吉他。

唱的是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。我坐在躺椅上，看着头顶的星空。星星很多，很亮。

但我眼里的星星，周围都带着光圈，像是要炸开一样。我知道，这是视神经受压迫的症状。

我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得模糊。苏野唱完了，走过来坐在我旁边。“你真的有绝症？”她问。

“脑胶质瘤。”我说，“可能明天就会瞎，后天就会死。”苏野沉默了一会儿，

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，递给我。“吃点甜的吧。”她说，“苦的时候，吃点甜的就好受了。

”我剥开糖纸，放进嘴里。是大白兔奶糖。小时候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。

而且大部分都被陈志杰抢走了。我含着那颗糖，眼泪突然就下来了。就在这时，

我新买的手机响了。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但我知道是谁。那是家里的座机号码。

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数字，手有些发抖。他们怎么会有我的新号码？我想起来，

办这张卡的时候，用的是身份证。如果他们去营业厅闹，是有可能查到的。苏野看着我，

“不接吗？”电话一直在响，像是一道催命符。我不想接。我不想听见父亲的咆哮，

不想听见母亲的哭诉，更不想听见陈志杰的嘲讽。可是那个**，在寂静的高原夜晚，

显得那么刺耳。它在提醒我，无论我逃到哪里，那个血缘的枷锁，始终都在。如果我不接，

他们会不会报警？会不会找到这里来？我的手悬在挂断键上方，迟迟按不下去。

5.我最终还是没有接那个电话。但我也没有挂断，只是任由它响着，直到自动停止。

然后我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世界清静了。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第二天一早，

我们出发去珠峰大本营。苏野加入了我们。她说她没钱付房费，只能肉偿——给我当导游。

我说我不需要导游。她说你需要一个给你念经超度的人。这姑娘嘴很毒，但心不坏。